提起北洋军阀，教科书里最常见的标签是“割据”“混战”“卖国”。
仿佛那十六年（1912—1928）只是一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，一群穿灰布军装的混子把山河拆成碎片，再把主权贱价典当给列强。
可若只以成败论英雄，我们未免太吝啬历史应有的复杂性。
穷是真穷——各省兵饷发不出，督军把军械抵押给外国银行；乱是真乱——一城之内可以挂三面旗，今天“护法”，明天“讨贼”。
但在穷与乱的缝隙里，北洋军人还是留下了不少硬邦邦的回响，成为那个时代挥之不去的骨气和硬气。
一、第一次成为战胜国1914年一战爆发后，当时北洋政府由袁世凯把控，因战局不明宣布中立。
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，北洋军阀内部对一战态度产生分歧，总统黎元洪一派主张继续保持中立，总理段祺瑞一派主张加入协约国。
展开剩余86%彼时欧洲战场，英法等国因青壮男子伤亡巨大，缺乏劳工，便将目光投向中国。
1915年3月起，协约国法国开始考虑招募中国劳工，认为中国劳工数量庞大、廉价且勤劳。
1917年，同盟国阵营显露败象。
一艘载有约300多名中国劳工的法国邮船被德国潜艇击沉，段祺瑞借此向德国发难。
3月14日，北洋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，但未立即参战，随后中国警察占据了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，海军拘留了约120多艘德国船只。
4月6日，美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，胜利天平倾向协约国。
在美国和日本等国怂恿下，段祺瑞代表北洋政府宣布参战并向同盟国正式宣战。
8月14日，北洋政府公布宣战书，协约国和美国保证赞助中国享有大国地位及优待。
正式宣战后，北洋政府立即取消了德国、奥地利等同盟国在华领事裁判权，收回他们在天津、青岛等地的租界，没收其金融机构资产，并解除其非法武装。
北洋政府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权力，开启了近代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先河。
此外，北洋政府积极支援协约国，运去大批粮食，派军事调查团赴法，向欧洲和中东派遣约17万多劳工。
一战结束后，中国成为战胜国，分享到了一定的战果，更重要的是得到了英美等大国的认可。
二、艰难收复外蒙古历史上，外蒙古曾是我国的一部分。
19世纪，清朝在鸦片战争、清法战争等中屡战屡败，对边疆控制力减弱，在外蒙古仅驻扎了几百名官兵。
20世纪初，在俄国支持下，外蒙古的蒙古贵族蠢蠢欲动，企图独立。
1912年清朝灭亡后，外蒙古在俄国怂恿下宣布独立，但北洋军阀政府不承认，严词回复道：
外蒙同为中华民族，数百年来俨如一家，现在时局阽危，边事日棘，万无可分之理。
然而，北洋政府及军阀内部派系矛盾激烈，甚至混战，且国力贫弱，虽不承认外蒙古独立，却无力出兵平定，只能艰难谈判。
1915年6月7日，中、俄、外蒙古签订《中俄蒙协约》，规定外蒙古取消独立，中俄承认其自治且为中国领土一部分。
1914年一战已经爆发，俄国深陷欧洲战场而且一败再败。
到了1917年，俄国内部先后爆发了二月革命、十月革命，陷入了内战，新生的苏俄政权与白俄势力开始了反复较量。
在那一时期，俄国根本无力控制外蒙古，而小日本却对外蒙古动起了小心思。
日本一方面怂恿和支持外蒙古贵族们再次独立，另一方面在外蒙古秘密驻扎了100多人的部队。
一边是俄国的无暇东顾，一边是日本的野心凸显，北洋军阀认为机会来临了。
1919年10月，徐树铮率3个混成旅北上收复外蒙古。他凭借绝对兵力优势，先是将日本赶了出去，继而缴械了上万外蒙古军队，外蒙古重回祖国怀抱。
只是遗憾的是，那一局面仅维持了2年时间，1921年俄国国内稳定后又开始干预外蒙古事物，北洋政府只能望洋生叹。
但不可否认，当时的北洋军阀已经算是为国尽力了。
三、对外关系中的硬气表现1919年巴黎和会上，北洋政府代表团面对列强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的无理要求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。
代表团团长陆徵祥拒绝在《凡尔赛和约》上签字，开创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“拒不签字”的先例。
那一举动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，显示了北洋政府在外交底线上的坚持。
还有，1921-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，北洋政府代表施肇基、顾维钧等通过外交努力，成功促使日本同意撤出山东，英国允诺归还威海卫。
那是晚清以来中国首次通过外交途径收回部分主权。
即使在军阀混战最激烈的时期，北洋各派系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大问题上也保持着基本共识。
1923年，孙中山为讨伐曹锟、吴佩孚的直系军阀，试图联合奉系张作霖和皖系残余势力，甚至考虑引入苏联力量。
对此，连与孙中山合作的张作霖都明确表示：“内争则可，引外人则不可。”
四、军事抵抗外侮1924年，第二次直奉战争正酣之际，英国军舰为支持直系军阀吴佩孚，公然炮击四川万县，造成“万县惨案”。
当时属于敌对派系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立即发表声明谴责，并派代表慰问受害者，表现出民族大义。
更为人熟知的是1928年“济南惨案”中张作霖的反应。
当日军制造“五三惨案”，残杀中国外交官蔡公时及数千平民时，控制北京政府的张作霖虽知自身实力不敌日本，仍下令调查真相，抗议日军暴行。
有史料显示，张作霖正是因为不愿完全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，才导致关东军策划“皇姑屯事件”将其炸死。
他的儿子张学良后来毅然“东北易帜”，实现国家形式上的统一，也可视为北洋军人民族气节的延续。
五、即便穷，也敢跟列强掀桌子1921年华盛顿会议，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同意“各国军舰可自由航行长江”。
消息传回，长江巡阅使王占元的第一反应不是“遵办”，而是通电全国：
“若外舰再入长江一步，吾必沉船堵江，与之一决！”
最终因英美压力未能实行，但王占元硬是扣下了英国商船“万流”号作抵押，逼英方先付清历年欠缴的“庚子赔款利息”。
那一纸通电，今天读来仍令人血脉喷张，彰显出北洋军人的刚毅与果敢。
历史是复杂的，绝不是简单的“非黑即白”，由此评价历史人物或政权，也需要客观的去评判。
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确实贫穷落后，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，那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。
但同样不应否认的是，那些脱胎于旧式军队的军事领袖们，在民族大义面前表现出的骨气和硬气，绝对值得令人尊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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